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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繁荣
发布时间:4/8/2019      浏览次数:128

巴哈伊国际社团在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发表的文告

【1995年3月 丹麦 哥本哈根】

世界和平的理想在过去十年内获得意想不到的发展,初步建立了形式和内容。长久以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已在人类进步的征途上瓦解;看起来势不两立的冲突也开始被磋商与决议所化解;用联合一致的国际行动抵抗军事侵略的意愿也正在萌生。这些成效在那些对地球的未来近乎绝望的广大民众和许多世界领袖间唤起了一线希望。

纵观全球,丰富的知识与巨大的精神力量正在寻找表达的机会。这些力量逐渐增强,与近数十年里人类所受到的挫折成正比。各地有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地球万民都渴望结束冲突,终止那些无处可以幸免的痛苦和祸害。这些与日俱增要求变革的力量必须得到利用和引导,去克服剩余的障碍,以实现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世界和平。要凝聚这项任务所需要的意志力,单凭呼吁大家采取行动来整治危害社会的无数弊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用一幅真正的人类繁荣远景去唤醒和激励他们。也就是说,要让人们醒悟到,今时今日,精神幸福与物质福利已是唾手可得。当然,受益者必须包括整个地球的所有居民,无论差异,一视同仁,且不能强加于他们与这项人类事务重整过程的所有基本目标无关的任何条件。

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记录主要是记载部落、文化、阶级和国家的经验。到了本世纪,地球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生活于其间之生灵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了认识,由此翻开了人类融为一体的历史新篇章。人类的教化过程悠久而缓慢,时断时续,其物质成果的分配不仅不平均,而且如众所周知,也是不公平的。然而,地球的居民拥有千万年演进形成的多种多样的遗传特征和文化,如今,人们所面对的挑战就是如何利用这丰富的共同遗产,自觉而有系统地负起规划人类前途的重任。

如果以为无需彻底地重新审视现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度与假设,便能构想出世界文明进展下一阶段的图景,那确属异想天开。在最显而易见的层面上,这一重新审视必定涉及到政策计划、资源利用、规划程序、实施方法和管理组织等实际问题。而随着工作的进展,各种根本性的问题将很快显露出来,它们关乎所追求的长期目标、所需要的社会结构、推广社会正义原则的含义,以及在实现持久变革的过程中知识的性质和作用。确实,这一重新审视必将促使人们在理解人性本身上求成广泛的共识。

上述的重要议题,无论在概念还是实践上,都可以直接从两方面来讨论。本文接下来从这两方面探讨全球发展战略这一主题。一是目前盛行的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性质和目标的观念;二是在此发展进程中社会各界主事者被赋予的角色。

现行大部分发展计划的指导思想都是基于物质主义,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目标被局限在开发能成功推进物质繁荣的方法,而这种物质繁荣乃是指世界某些地区经反复尝试之后所形成的特征。当然,为了适应不同文化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差别和应对环境恶化造成的严重威胁,有关发展的言论的确有所修正。然而,构成其基础的物质主义假定,却基本上仍未受到质疑。

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已经不可能继续相信基于物质主义人生观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一些人认为物质主义方法能够带来改变,然而,在全世界人口里,富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穷人却占了绝大多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面前,这些乐观的预测不攻自破。

这场空前的经济危机及其酿成的社会崩溃,反映出对人类本性认识的严重谬误。因为在现有社会体制下,人类对社会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不仅不充分,更与当今世界事务几乎无关痛痒。由此可知,除非发展工作的目标超越单纯改善物质条件,否则就连改善物质条件的目标本身也不能达到。社会发展的目标必须在生活和行为动力的精神领域中去找寻,因为精神的领域超越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也不受“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这类人为划分的限制。

一旦我们对“发展目标”重新定义,那么对当事人在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审视便属势在必行。各层政府机构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一个颂扬平等主义和民主原则的时代里,发展计划却将广大民众视为援助和训练的被动接受者,后代人一定会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尽管“民众参与”是公认的原则,然而留给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决策范围充其量是次要性的:他们的选择范围被高不可及的机构所规定,并常常受那些与他们的现实观背道而驰的目标所制约。

这种发展策略甚至得到稳立于社会的宗教的默许或公开支持。现时的宗教思想受传统家长式统治的桎梏,看来无力将人性精神领域所表达的思想转化成人类集体力量能够超越物质条件的信心。

这种态度忽视了可能是现今时代最重要社会现象的寓意。如果说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努力通过联合国体系来建立一个新的全球体制,那么无可置疑,同样的信念也在激励着亿万民众。无数主张改善社会的运动和组织在地方、地区及国际间的急剧涌现,便是广大民众对这一理想的回应方式。在世界各地,一些愈来愈受群众支持的组织都急切地致力于提倡人权、促进妇女权益、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克服偏见、儿童道德教育、扫除文盲、基本卫生保健和一系列的其他重要事项。

世界民众对现时代的迫切需要所作出的反响,回应了巴哈欧拉在一百多年前的呼吁:“患时代之所需,虑时代之所急。”广大民众的自我觉醒正在经历转变,这是文明历史上的突变。而这场突变使人们彻底反思:在规划我们星球的未来的过程中,人类大众要扮演什么角色?

 


 

一项发展战略要能使全世界人民对全球的共同命运承担责任,就必须以人类一家的思想作为基石。人类同属一族的概念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却是对当代大多数社会机构运作方式的根本性挑战。因为在现时,“冲突”已被承认为人类交往的主要动因,这可见于对抗式的政府结构、大部分民法依据的抗辩原则、美化阶级间或社群间的斗争以及对现代生活起重大支配作用的竞争精神等。物质主义的人生观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逐步得到巩固,而“冲突”便是此种人生观在社会体系上的另一种表现。

巴哈欧拉在一百多年前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信中,将世界比喻为人的身体,由此指明了唯一确有希望成功组织一个全球性社会的模式。诚然,在世界上,没有比这模式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了。虽然人类社会并非由一堆不同的细胞、而是由赋有智力和意志的个人组合而成,但是人体生理运作的特色却阐明了生存的基本原则。其中首要的是“多样并存,大同团结”。正是构成人体组织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以及身体各细胞完美地整合于其间,使得每个组成部分得以全面发挥各自的专门潜能。任何一个细胞,不论是对身体的功能作出贡献或是因整体的健康而受益,皆不可脱离身体之外而单独存活。人体因此而有健康,而健康的目的是使人的意识得以表达;也就是说,生理发育的目的是超乎身体及其组成部分的生存的。

这一个体生命的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人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且处于进化过程的前列。人类的意识固然必须通过无数不同的个人思想与动机来表达,但这绝不应损害人类本质上的同一。其实,正是固有的多样性将同一的概念与同类均等或千篇一律区分开来。巴哈欧拉说,世界人民在今天所经历的是他们的集体成年期。通过整个人类的逐渐成熟,“多样并存,大同团结”的原则便可以充分得到体现。社会组织过程,从最初的家庭生活的巩固,己逐步经历了简单的氏族和部落社会结构,到各种形式的城市社会,以至国家的形成,每一个阶段都提供了丰富的新机会让人类发挥其才能。

显然,人类整体的进步并没有以牺牲人的个性作为代价。随着社会组织化的增强,个人潜能的发挥范围也相应扩展。个人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现在所需要的改革,必须在人的意识与社会机构的结构这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而人类也会从这双管齐下的改革所带来的新机会中,找到世界发展战略的宗旨。在这关键的历史阶段,全球发展的目标必然是为将来逐渐建立的世界文明奠定稳固的基石。

要为世界文明打稳基石,便要创立具有普世权威的国际法律与机构。但是首先,掌握决策大权的人要全心全意地接受人类一家的思想。与此同时,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体要传扬与这个思想相关的原则。一旦迈出这第一步,一个新过程便会展开,吸引世界人民来齐心协力制订共同的目标,并为其实现而投身奉献。同样,唯有这根本的重新定向,才能保护人类不再受到长久以来种族和宗教争端顽症的困扰。只要居住在同一星球的人类开始领悟到大家原本同属一族,就会放弃以往支配社会运作的冲突做法,学习合作及和解。正如巴哈欧拉所写:“唯有且直到牢固地建立团结,人类才有望享得福祉、和平与安全。”

 


 

唯有正义的力量,才足以把“人类一家”的初步觉醒转化为集体意志,使大家能满怀信心地树立世界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架构。在这时代,全球的人民愈来愈容易获得各类的信息和思想,而正义亦将脱颖而出,成为成功组织社会的至高原则。关于发展地球的提案,亦愈来愈有必要遵守正义的准则。

对个人而言,正义感是人的心灵能力之一,它使每个人能够辨别真伪。巴哈欧拉断言,在造物主看来,“万象之中唯正义最可爱。”因为它使每个人能亲眼去观察实情而不求诸别人的眼睛,能以自己的知识来领悟事物而非依靠他人或所在群体的知识。正义要求我们作判断时要公正,待人要公平,因此,它确实应该成为日常生活中要求虽高但却形影不离的良伴。

对群体而言,正义是集体决策所不可缺少的指南,因为它是使大家的思想与行动达到一致的唯一方法。正义绝非是鼓励在过去时代常常伪装成正义的惩罚精神,而是一种领悟的实际表现,即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只要在人类交往之中以正义作为主导原则,就能营造出促进协商共议的气氛,使人们冷静地审视各项议案,采取适当的行动。在这种氛围之中,往常干扰决策过程的操纵和派性等倾向便会大大减少。

对社会与经济发展来说,正义具有深长的寓意。如果为“进步”下定义的时候重视正义,就不会被引诱去追求技术突破来为少数特权人士提供优惠,以致牺牲人类大众的利益——甚至牺牲地球本身的利益。正义能够确保设计及规划工作不把当地社区生活基本需要的有限资源,挪用到与本地社群无关的工程上。最重要的是,任何发展计划都必须依赖民众来实施。如果民众相信一项计划适合他们的需要,并且是公正和公平的,自然会鼎力支持。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也当然包括社会中的各个群体——相信他们受一视同仁的准则所保护和享有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时,便可以充分运用诚实、乐于工作和合作精神等相关的人性美德来完成艰巨的集体目标。

由此可见,人权是社经发展战略的中心要点。拟定社经发展战略就必须提倡人权,将它从长久以来种种虚妄的对立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让人人享有有助于其成长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并非尊奉在多方面败坏现代生活的个人主义。而关心社会整体的幸福亦非神化国家政府,把它们当作人类福祉的来源。事实截然相反:本世纪的历史已再清楚不过地显示,这些意识形态及其派别组织,往往是其自称要维护的社会利益的大敌。人类唯有在意识到本身是唇齿相依的整体之后,才能建立必要的磋商架构,让关注人权的各方以合法和创新的方式参与社会建设的工作。

在今天,已有一个组织负起创立这种架构的责任,使伸张人权的工作不再受人操纵和利用。这便是在两次毁灭性的悲惨世界大战和一次全球经济崩溃的教训后诞生的联合国国际机构系统。很有意义的是,在《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通过,以及再过三年《世界人权宣言》被采纳之后,“人权”一词才开始广泛地使用起来。这两份历史性文件正式承认,尊重社会正义与建立世界和平乃是相互关联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当初被联合国全体大会一致通过时所拥有的权威,迄今仍在不断稳步提高。

“意识”乃是人类的本质特征,而与意识联系最密切的活动,便是个人自行探求事实。探索人生存于世的目的的自由,以及发展那些能使探求成功的人性资质的自由,都需要得到保护。人必须有求知的自由。即便这种自由常被滥用,且滥用行径受到现时社会的极大鼓励,也丝毫无损于这天性本身的正当性。

正是这一人类意识的特有动力,为《世界人权宣言》及各相关公约庄严载入并阐明多项人权提供了道义力量。人类意识行使的各个方面,包括普及教育、行动自由、获取信息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等,都需要受到国际社会明确的保障。同样要保障的,是思想与信仰自由(包括宗教自由),以及个人持有见解和适当发表这些见解的权利。

既然人类是合一且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诞生于其间的所有成员就都是交予这整体的信托。这一信托关系构成了大多数其他权利——主要是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权利——的道德基础;联合国各项法定文件也试图为这些权利立下相似的定义。这种信托关系包含了家庭及住所的安全、财产权和隐私权。而社会对人民的义务也伸延到提供就业机会、身心保健、社会保障、合理薪酬、休闲娱乐,以及社会个别成员的诸多其他合理需求。

这集体信托的原则,也使每个人都有权要求那些形成个人独特意识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受到本国以及国际法律的保护。就像基因库在人类生命及其自然环境所起的作用一样,人类经数千年成功积累的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对其集体成熟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一定要设法使其在全球一体化文明之中结出硕果。一方面,各地文化需要受到保护,以免被现时风行的物质主义扼杀。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必须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文明范式中互相交流,避免受到派性政治目的的操纵。

巴哈欧拉说:“正义乃人类之明灯。勿以压迫与暴政之逆风吹灭它。正义之目的乃是在人间显现团结。神圣智慧之汪洋在此崇高之话语里澎湃,而举世之书册不能尽载其内在寓意。”

 


 

要将国际社会正在规划的人权标准加以推广,并使其成为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就要对人际关系重新下定义。在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成员与社会机构的关系上,今日普遍认为是自然和适当的关系,仅反映出人类成长过程中早期较不成熟的理解。如果人类确实已经步入成年期,如果全球的居民是同一个民族的成员,如果正义成为社会组织工作的至高原则,那么,因未认识这些日益显见的事实而产生的观念,就必须彻底地改正。

朝这方面努力的运动才刚刚开始。一旦它逐渐展开,将带来对家庭本质和家庭成员的权利与责任的新了解。妇女在社会各阶层的角色会完全转变。人与工作的关系和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解,会因此而全面重整。人类事务的管理及为此建立的相关机构也将经历深远的改变。在它的影响之下,现时社会急剧涌现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将日臻合理化。它也将确保制定出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所有民族发展需要的有约束力的法律。这场运动已经为联合国系统带来了改组及革新,无可置疑,最终它会导致一个拥有立法、裁判和行政机构的世界联邦的建立。

巴哈欧拉倡导的“磋商”程序,是重新构思所有人际关系的中心。巴哈欧拉忠告:“凡事须磋商。……天赋理解力通过磋商才能成熟起来。”

在追求真理上,“磋商”所要求的标准远远超越现时商议经常采用的谈判及妥协方法。目前社会盛行的“抗议文化”,不但不能追求到真理,反而是这过程的严重障碍。磋商的目的是使大家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对个中的真理达成一致的认识,并在任何时候能够选择最明智的行动。辩论、宣传、对抗及拉帮结派等长久以来常常被使用的集体行动方法,都是有损这一目标的。

巴哈欧拉提倡的磋商程序要求参与者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员,将全体的利益和目标放在个人观点之上。大家在坦率及礼貌的气氛下进行讨论。各方所提出的意见并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集体,由集体来决议取舍或改善,谋求能最完善地达到目的。磋商的成功在于,不论在磋商开始时持怎样的意见,参与者都支持全体的最后决定。在这种氛围之中,一旦发现某项决定在实践中有缺点,就容易被重新考虑。

如此来看,磋商是在人类社会事务中履行正义的具体表现。磋商是集体努力成功的关键,因此是所有可行的社经策略不能缺少的基本部分。诚然,只有在每项社经计划上以磋商作为策划原则,民众的参与才能有成效;而社经策略的成功则取决于参与者的投入与努力程度。巴哈欧拉的明训是:“只有履行正义,人才能达到其真正的地位。只有通过团结,才能拥有力量。只有经由磋商,才能获得福利与幸福。”

 


 

建立一个全球性社会所需要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至今所能提供的。大量扩增个人及社会组织汲取知识的机会,便是获得这种新能力的方法。在这过程中,普及教育的作用确实举足轻重。然而,只有当人类生活得到重组,使社会各界人士及团体都能够获取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事务上,普及教育才算成功。

有史以来,人类意识的潜能得到循序渐进地发展,有赖于两个基本的知识体系:科学与宗教。通过这二者,人类得以整理其经验,了解其周围环境,发掘本身的潜力,并为道德与知识生活确立规范。可以说,科学与宗教是文明的真正创造者。此外,回顾以往的经验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科学与宗教能各施所长且相辅相成的时代,这双重结构便相得益彰,发挥出更为强大的效力。

既然科学现在基本上得到举世的尊重,便无需再论证其成就。从社经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组织科学和技术活动。如果把从事科技工作主要地当成是生活于少数国家的精英们的特权,那显然只会将这种安排已经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后果便是前述的世界经济的浩劫。确然,假若依旧把人类大多数视为别处科技产品的使用者,那些表面上是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制订的计划就不应当称为“发展”计划。

因此,如何扩展科学和技术活动是目前一项至要而艰巨的挑战。科学和技术是改革社会与经济的强有力工具,不应继续被社会中居优势地位者垄断,而必须得到重新调整,使各地人民都可以按照自身的能力来参与这方面的活动。除了要制订相应的教育规划,使所有适合者能接受所需的教育之外,这一重整还需要在世界各地兴办充满活力的研习中心,以培养各民族参与创造和运用新知识的能力。在顾及个人能力有极大差异的同时,发展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必须是让全世界人民有公平的机会接触到科技工作,因为这是他们的天赋权利。由于通讯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各地的民众,不分地区和文化背景,都已经有可能获得信息和接受训练。主张保持现状的陈旧观点,也因此而逐渐丧失了说服力。

人类在宗教生活上面对的难题在性质上与科技方面的固然不同,但解决起来却是同样艰巨的。世界绝大多数人承认人的本性包括精神的一面,更确切地说,人的基本特征是精神性的;此乃无需证明的真理。这种对生命实质的领悟,可见于人类文明的最早记录,并且数千年来得到所有大宗教的培育。它在法律、艺术和人类交往文明化等领域上启发出的不朽成就,赋予人类历史以实质和意义,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到地球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正如当今世界发生的诸多大事件所鲜明地显示的,这种领悟所唤起的渴望不但无法被扑灭,更具有无穷的力量。

因此显然,任何促进人类进步的工作都必须设法调动起如此普遍而富有创造性的人的潜能。然而,为什么有关社会发展的讨论尚未把人类面对的精神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呢?为什么国际发展计划的大部分优先项目和依据的假定论点,一直是根据世界上少数人拥护的物质主义世界观来决定呢?对在口头宣称尊崇全民参与的原则,但实际上却否定参与人士本身的独特文化经验的做法,我们能予以重视吗?

可能有人会认为,既然精神和道德问题历来被那些相互对峙而又不能客观证实的神学教条纠缠不清,这些问题就不宜列入国际社会发展的议项系列。如果赋予它们任何重要角色,发展工作就势必会受到那些酿成社会冲突和阻碍人类进步的种种教条的影响。这种看法无疑有几分道理。宗教信仰不但在许多进步思想家的眼中已经声名扫地,而且抑制和扭曲了人类不断探究精神意义的努力,世界各个神学系统的倡导者为此要负上主要的责任。但如果以为结论在于必须遏止对精神本质的探索,漠视人类动机的最深根源,那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谬见。鉴于这样的审查制度在近代历史上很起作用,因而唯一的结果乃是将规划人类前途的工作交给一种新的正教手中,该教义认为,真理跟道德无涉,事实亦与价值无关。

迄今为止的世俗生活中,相关的道德教化的很多伟大成就都是由宗教取得的。在世界各地及各个时代,无数的民众接受宗教思想,效法那些受宗教思想启迪者的榜样,发扬了博爱的能力。他们学会约束天生的兽欲,为公众利益作出巨大的牺牲,在生活上力行宽恕、慷慨和忠诚,并善用财富及其他资源来促进人类文明。同时他们还建立机构体系,把这些道德成就广泛地转化为社会生活规范。虽然,克利须那、摩西、释迦牟尼、琐罗亚斯德、耶稣和穆罕默德等超凡卓绝的导师所启动的精神力量受到教条主义的蒙蔽,并且被派别冲突转变了方向,但这些精神动力依然是教化人类的主要影响力。

有鉴于此,既然社会面临的挑战是要通过大大增加获取知识的机会来增强人类的能力,那么,能使其实现的策略就必须围绕科学与宗教之间持续不断且日益密切的对话来制订。要保障科学所产生的悟识和技术能够被适当地应用于人类各阶层和各方面的活动,就必须依赖精神意志和道德原则的力量。这是——至少在今时今日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例如,人们需要学会如何辨别事实与推测,也就是说,要学会辨别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见。然而,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和机构能为人类作出多大贡献,则要看他们尊崇真理及超脱私利和欲念的程度而定。科学的另一项重任是培养所有人对“过程”的思考能力,其中包括历史过程;但是,要使这方面的成果最终能够促进人类的发展,就必须不让它受到种族、文化、性别或者宗教派别的偏见所污染。要让地球所有的居民接受相关的培训,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到财富创造之中,这将直接促成发展目标;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用个人生活与社会组织的目的皆在于为人民服务这一精神觉悟来激励。

 


 

要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必须增加社会各阶层的知识,藉此提高人类的能力。近数十年的经验己经证明,人类不能把物质利益和物质追求本身视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此二者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诸如房屋、粮食、保健等等,也在于扩展人的能力范围。发展的真正宗旨在于为一个能够发挥人类意识之无限潜能的新社会秩序打下基础,因此,经济工作在发展运动中应该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为个人和组织提供实现这一真宗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工具。

经济方面的思维所面对的挑战是,要毫不含糊地接受这个发展宗旨,以及在促成创造实现这一宗旨所需要的工具上它应该起的作用。唯其如此,经济学和其他相关科学才能摆脱物质主义思潮的干扰,充分发挥它们作为建立谋求人类完全意义上的幸福之重要工具的潜力。由此,更显见科学工作与宗教悟识之间严谨对话的重要性。

贫困问题就是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为解决这问题而提出的各种方案都断定,现存的资源或用科技手段产生的资源,能够缓解甚至最终根除这一长久以来人类生活中的突出顽症。然而它们并未奏效,其主要原因在于,一系列优先项目所要求的科技进展与普通百姓的真正利益无甚关联。若要为世界最终解除贫困这副重担,就需要对这些优先事项彻底地重新排序。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下决心寻求适合的价值观,而这将是对人类的精神及物质资源的严峻考验。有些教派的教条将知足常乐与逆来顺受混为一谈,宣扬贫困是人间生活的固有特征,只有到现世之外才能摆脱它。倘若继续受这些教条的束缚,宗教与科学携手寻求新价值观的过程便会遭遇极大的障碍。宗教精神要能够有效地帮助人类争取物质福利,就必须从产生它的神圣灵感泉源找寻新的精神概念和原则,而这些概念和原则理应适合一个努力在人类事务上建立团结与正义的时代的需要。

失业问题也和贫困问题相类似。在大多数的现行观念中,“工作”这概念基本上被降低为“就业上班挣工资,购物消费过日子”。这是一个循环系统:购买与消费导致商品制作和增加生产,由此又提供了就业机会。单个地去看,所有这些活动皆为社会福利之所需。然而,社会评论家观察到,世界各地众多就业者的态度是冷漠的,不断扩大的失业队伍是沮丧的,这表明了这个循环系统在整体上存在缺陷。

难怪人们愈来愈感觉到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有新的“职业道德”。在这方面,同样只有通过科学与宗教知识系统创新地交流来产生新的悟识,才能彻底地改变工作习惯和态度。飞禽走兽依靠现成的自然环境来提供其生存所需。人却不同于禽兽,他们驱使自己通过劳作生产,满足本身和他人的需求,来发挥人性的巨大潜能。如此,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参加了促进文明的工作。劳动更把个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团结起来。巴哈欧拉说,如果一个人自觉地本着为人类服务的精神工作,这工作就是一种祈祷的手段,一种崇拜造物主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领悟到自己的这方面能力,而所有的发展计划,不论其性质和预期成果如何,都必须启发这种内在本能。任何比这狭隘的观点都决不可能在世界人民中唤起足以胜任未来经济工作的巨大力量和决心。

环境危机也为经济思维带来类似的挑战。一些理论认为,大自然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满足人类的任何要求。今天,这些思想的谬误己被无情地暴露,那些信奉扩张、获取以及满足大众欲望为绝对价值的文化,也正被迫承认这些目标本身不能用作制定政策的实际导向。大多数严重的经济问题都是全球性而非局部性的,倘若决策者们不能顾及这一事实,那么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同样会是不充分的。

还有人当真相信神化大自然便能化解这个道德危机,这反而证明该危机已经造成了精神与思想上的绝望。认识到创造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及人类有责任照顾这整体固然可嘉,但单靠它还不足以在人们的意识中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唯有真正完全符合科学与心灵精神的突破性领悟,才能使人类有资格承担这项历史赋予的重任。

譬如说,所有的人迟早会恢复在近代才被忽视的人性基本素质,如能够知足、乐意遵循道德规范以及尽忠职守等。以往,各大宗教的创始者反复多次通过其教义向大批皈依的群众成功地灌输了这些品德素质。如今,这些品德固然更显重要,但必须以适应人类成熟需要的方式来表达。在这方面,宗教也同样要鼓起勇气摒弃过去的一些成见:知足观并非宿命论;道德与常打道德幌子的禁欲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真正尽忠职守带来的并非是自命清高而是自尊自重。

女性长期以来没能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对待,因而加剧了科学与宗教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会同意,所有关于地球与人类未来福祉的实际思想,都是以两性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在人类过去漫长的幼年期及青年期,男女平等这一人性真理并未获得普世承认。巴哈欧拉强调:“在上帝眼里,男女从来且永远平等。”人的心灵并无性别之分。往日可能由于生存的需要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状况,在人类行将进入成熟期的今日,再无理由持续下去。着手在生活各方面和社会各阶层建立男女平等,乃是成功拟定并实施全球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确实,就其重要性而言,男女平等实施的进度本身就可以用作衡量任何发展计划成功与否的标准。既然经济活动是促进文明的要素,那么从妇女全方位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的多少便显而易见发展进程的快慢。机会均等固然重要,但更大的挑战却是彻底革新经济思想,其做法须是邀请以往多被拒于门外的社会成员全面地参与及提供他们的各种经验和悟识。传统的经济模式把市场当成非人性化的场合,人在其中各行其是并自私自利,因而不可能再适用于倡导团结与正义理念的当今世界。社会本身会愈来愈感觉到新的经济模式的迫切性,其设计理念乃基于这样一种悟识:人类的共同经验应该得到理解和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唇齿相依的关系,家庭与社区乃社会幸福的核心所在。这一智识突破的鲜明特征是极其利他而非利己的,因而必须高度重视和运用人类的心灵及科学的悟性。而过往数千年的经验,已经使妇女有能力为人类这方面的共同努力作出极重要的贡献。

 


 

审慎构思如此程度的社会改革,便产生了这场变革的成功需要什么“权力”的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谁有“权威”来支配这些权力的问题。如同今日全球及其人民加速一体化过程引起的所有其他问题,这两个熟悉的名词急需有新的定义。

纵观历史,权力多半为个人或集团所享有,虽然这与神学思想或意识形态所宣称的相反。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权力只不过是用来打击他人的利器。数千年来,这种表达权力的方式已成为分裂和冲突文化的固有特征,成为人类的一种劣根性,而不论何种社会、宗教或政治方针曾经在某个时代某个地方显耀一时。总而言之,权力一向归属于个人、派别、民族、阶级和国家,尤其是,权力成为男性而非女性的专属。权力的主要作用一直是让其受益者能够获取、凌驾、支配、抵抗和取胜。

如此权力运用所产生的历史效应既使人类福祉蒙受灾难性的挫折,也带来人类文明的突飞猛进。在认识到这过程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它造成的挫折,还须认识到导致这两种后果的权力行使方式有着明显的局限。在人类漫长的幼年期及青年期中运用权力的习惯与态度的有效性已届尽头。今天,大多数迫切问题都是全球性的。如果坚持认为权力是人类大家庭中某部分人的专利,不仅在理论上极其错误,且对这星球的社经发展毫无实际的助益。那些依然坚持这种想法的人,或许在旧时代为持这种观念而颇为自信,现在却发觉他们的计划莫名其妙地遭受了挫折与阻碍。这种传统的竞争式权力表现方法与人类前途的需要,就好比火车铁轨技术与发射人造卫星到环绕地球的太空轨道一样,两者是毫不相关的。

这个比喻甚为贴切。人类正被自身成熟需要的驱使,力图摆脱传统上对权力的理解和行使方式。历史事实表明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人类以往一直受传统权力概念的支配,但总是能够构思出实现其美好愿望所需要的其他权力形式。历史上有充足的例子证明,在各个时代,具有不同背景的民族都曾在其自身内部开发出广泛的创造潜力,尽管断断续续和不一定适当。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是真理的力量,它是人类在哲学、宗教、文艺和科学上取得若干最辉煌成就的推动力。再有就是品格的力量所产生的榜样作用,无论在个人生活或在社会层面,它都激发了人民广泛的响应。然而,团结起来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却几乎完全被忽视。巴哈欧拉为我们指出,团结之光“如此强大,足以照亮整个地球。”

社会机构在行使权力时,愈是遵循那些适应人类在快速成熟过程中不断演进的需要的原则,就愈能成功地启发世界人民的意识潜力。这些原则包括:掌权者有义务赢得人民的信心、尊敬和衷心支持;在决策之前尽量与那些利益会受影响的人开诚布公地磋商;客观调查社区的真正需要与居民的意愿;利用科学与道德的进步来适当地使用地方社区的资源,包括社区成员的精力。然而,使权威有效施行的所有原则之中,最重要的乃是优先在社会成员与行政机构成员之间建立及保持团结。上文已指出,在一切事务上致力寻求正义是与这些原则密切相关的。

显而易见,这些原则只有在一个理念与方法上基本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实施。然而,这样讲并不等于赞同党派意识形态,因为它们虽然打着民主的旗号,甚至在过去对人类曾经作出显著的贡献,但如今却陷入玩世不恭、冷淡麻木与腐败堕落的自作孽之中。社会在选择集体决策的制定者时,并不需要提名、候选、竞选和拉票等无益的政治闹剧。只要受到循序渐进的教育并开始相信向他们推荐的计划真正有益于他们的发展,民众本身就会有能力来采用适当的选举程序,从而逐步改善其决策机关的选定机制。

使人类融为一体的力量在不断地增强。在这趋势下,当选的决策者愈来愈有必要以全球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工作。巴哈欧拉明示,当选的人类事务管理人,不论国家级或地方级,都应该意识到他们肩负着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责任。

 


 

要制定旨在加快人类成熟的全球发展战略,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所有机构。迎接这项挑战的当事人,必须是这星球上的全体居民:人类大众,社会各层管理机构的成员,国际协调机构的工作人员,科学家与社会思想家,所有艺术工作者和传媒界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而响应这场挑战必须要有以下前提:无条件承认人类的整体性;将正义树立为组织社会的原则;立志尽最大可能利用全球科学界与宗教界天才之间系统对话的成果,来提高人类的能力。这宏图大业要求我们彻底地重新思考目前支配社经生活的大部分概念与假定。为此还需要加上这样一种信念:无论这过程有多长,挫折有多大,人类事务的管理必定能够沿着满足人类真正需求的正确道路推进。

除非人类的集体幼年期确实过去,成年期已经开始,否则这个图景不外又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妄想。如果以为本文告所憧憬的宏伟理想能够被心灰意冷和互相敌视的人民与国家来实现,那将是公认的智慧所完全不能苟同的。正如巴哈欧拉所断言的那样,只有当社会演进过程到了某个决定性的关头,所有既存现象突然被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宏伟理想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我们深信,人类集体意识的如此巨大的变革已经开始了!本文所阐述的观点正是受这一信念的激发而形成的。若有人发觉本文的观点与他们內心的殷望不谋而合,巴哈欧拉的这段话便会给予他们信心,使他们相信在这无与伦比的时代,造物主已经赋予人类足以接受这场挑战的精神力量:

你们,天地间之居民,前所未见者已然出现!

此乃上帝的至伟恩泽倾洒人类之日,此乃祂的至大宠爱灌注一切受造物之时。

当今,空前的混乱震撼着整个人类社会,造成了众多摧毁性的后果。过去历史上无法想象的危机也困扰着心烦意乱的人类。值此紧要关头,世界领袖们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被这危机动摇他们对已经开始的一体化过程最终成功的信心。旧的世界行将就木,新的世界躁动胎中。世世代代所积累的习惯、态度和制度,都经受着人类的发展所必需且无可避免的考验。这个时代是被万物创造者赋予了强大力量的人类精神的春天,要求世间万民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信念和决心。且聆听巴哈欧拉的呼唤吧:

在磋商中团结,在思想上一致。愿每个清晨比其前夕更美好,每个明天比其昨日更富饶。人的价值在于服务与德行,而非炫耀财产与富有。要慎言,戒绝空想与俗念;要笃行,摒弃狡诈与猜疑。勿将你宝贵的人生虚掷于邪恶与堕落之追求,亦勿专为一己之私利操劳。富足时须慷慨,贫困时须忍耐。逆境紧接成功,欢乐跟随悲痛。无论老幼贵贱,皆须谨防懒散与怠惰,奉行有益于人类之事。要当心,勿在人们中播下不和之种子,或在纯洁明亮之心田种下怀疑之荆棘。

 

选自:《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
摘自:https://www.bic.org/statements/ren-lei-de-fan-rong

【李绍白 译】

 

 

每个造物都是上帝的一个神迹,正是通过主的恩典和祂的力量,每个人才得以步入这个世界。因此,人们不应彼此视为路人,而应亲如一家;不应是异己,而应成为朋友——如此相待,理所当然。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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