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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社团驻联合国代表巴尼·杜加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
发布时间:11/7/2016      浏览次数:2037

讲 题:宗教在联合国的作用与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工作(2016年11月15日)

感谢中国社科院安排的这个机会,我很高兴能够分享巴哈伊国际社团驻联合国办事处所做工作的一些点滴。

我的讨论将在更为宏观的框架下展开, 这一框架的背景是宗教在联合国的作用。我会从介绍该办事处的一些基本目标着手,包括推进全球和平和促进社会普遍对话。我打算论述几个塑造并指引该办事处工作的概念要素,例如人类一体、不参与党派政治、以及建立思想的团结。由于与独立成员国的接触是我们在联合国工作的核心,因此在我演讲的最后,我会简单地探讨巴哈伊认为对繁荣民族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原则——例如服从政府、社会责任以及加强个人道德维度。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工作

首先,巴哈伊国际社团代表全世界的巴哈伊社区,其成员来自各个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与社会经济背景,代表真正广泛的人类群体。巴哈伊国际社团活跃于各种全球论坛,在纽约和日内瓦都有常驻的联合国办事处,并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以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都设有区域办事处。

我们的愿景植根于巴哈伊圣作,它提出,所有人“生来是为了推动不断演进的文明。”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社区和每一个国家在创建一个和平繁荣全球社会的过程中都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办事处致力于促进国际层面讨论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通过与外交官、联合国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活动家、发展专家、政策专家、人权捍卫者、学者、服务提供者等等之间的有原则的互动,寻求促成一种合作和协作的文化。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巴哈伊国际社团致力于促进关于文明进步的日益增长的对话,主要在文明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的维度。我们将建设个人与集体能力视为全球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我们努力探索如何让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赋能,从而卓有成效并目标明确地为改善全人类的生活而努力。

为对全球治理过程做贡献,巴哈伊信仰的成员已经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巴哈伊社团在维也纳国际联盟有正式代表,并出席了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今天,巴哈伊国际社团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拥有咨询地位,并且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联合国新闻部的认可。
 

促进和平并为社会的普遍话语做贡献

巴哈伊国际社团努力的核心是为在世界各国间建立和平而献力。和许多世界宗教体系一样,巴哈伊信仰预见了一个全方位的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它源于世界的灵性化以及人类心灵与社会结构的共同转变。但是巴哈伊圣作同时指出,在这一未来到来之前,一个代表世界政治统一的小和平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世界的根本一体性与整体性受到广泛认可的结果。实现这样的和平是巴哈伊国际社团的核心动力,也是世界各地巴哈伊的一个重要关切。的确,巴哈伊信仰的创立者巴哈欧拉诫命那些在祂之后引领信仰的人们,要“竭力实现各国之间更大程度的亲善与礼让。”

政治和平是一个前提条件,它最终要由世界各国自己创建。尽管如此,全世界的巴哈伊一直以来都在为和平这一最终目的而采取各种行动。就其自身而言,巴哈伊国际社团参与到各个领域,这些领域被视为有效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例如男女平等、反对种族主义与歧视、消除不平等和极端的贫富分化以及儿童与青少年的道德培养。在这些领域,它寻求提供巴哈伊圣作中所载的原则以及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社团尝试将这些理想付诸实践的经验,并借此为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的对话做贡献。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巴哈伊国际社团所做的许多工作都可以理解为参与社会对话——为关于当前挑战的思想得到发展和完善的空间贡献洞见与经验。这些努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倡导具体立场,也不是敦促他人接受某种巴哈伊的方案。相反,其目的是为了参与真诚与持续的对话——向他人学习并与他们共同探讨相关情况、挑战以及可能性。关于社会的建设性变革,巴哈伊信仰的世界治理机构世界正义院写到:

“在此要阐明的是:巴哈伊不认为这种预言中的转变仅仅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就能实现。他们也不试图创立一个把自己的未来愿景强加于社会的运动。每个国家和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人,都在或多或少地为人类大势所趋的世界文明的出现作出贡献。”


对巴哈伊国际社团至关重要的概念要素

现在我要谈谈指引巴哈伊国际社团日常工作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仅是一些理念的集合,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信念帮助我们厘清思想、权衡轻重、决定活动结构、引导决策制定。下面列举这一指引框架里的一些关键要素,尽管不是那么完整。

人类一体是巴哈伊国际社团开展所有活动的基石。这一原则被形容为“巴哈欧拉所有教义围绕的核心之所在”。随着世界互赖程度的日益增加,人群混合的规模前所未有,通过经济到环境领域力量的运作,巴哈伊将这一原则视为解决无数生活方面的挑战不可或缺的内容。 但是一个深刻的全球团结意识,与那些需要整个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倡议尤为相关,这也正是联合国所从事工作的特点。巴哈伊国际社团在“社会发展世界峰会”的一份发言中强调了全球团结的关键重要性,它写道:

一项发展战略要能使全世界人民对全球的共同命运承担责任,就必须以人类一家的思想作为基石……为全球文明奠立基础,就需要创立在性质和权威上都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和机构。但是首先,肩负决策责任的人要全心全意地接受人类一家的思想,与此同时,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体要传扬与这个思想相关的原则。一旦迈出这第一步,一个新过程便会展开,吸引世界人民来齐心协力制订共同的目标,并为其实现而投身奉献。同样,唯有这根本的重新定向,才能保护人类不再受到长久以来种族和宗教争端顽症的困扰。只要居住在同一星球的人类开始领悟到大家原本同属一族,就会放弃以往支配社会组织的冲突模式,学习合作及和解的做法。正如巴哈欧拉所写:“唯有且直到牢固地建立团结,人类才有望享得福祉、和平与安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巴哈伊信仰将人类的一体性主要理解为一种灵性实在。基于对“我们都生活在同一星球”这样的观察和类似的情绪而呼吁合作,这类情形并不鲜见。但是尽管这些现实不容忽视,为了整体的福祉而去牺牲、去信任、去自由而慷慨地给予他人的能力,却无法出自仅仅是实用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宜。相反,他们发端于人类灵感和动机的最深的源头。同样,我们不是简单地由日常琐屑与稍纵即逝的方面来定义的,而是由我们共同拥有的超然至上的人性所定义——那就是人性本善,千百年来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在歌颂这一品质,我们也渴望用善来构筑今日的社会。

不参与党派政治是指引巴哈伊国际社团在联合国工作的另一个要素。就其本身性质而言,党派政治倾向于鼓励对抗与冲突。根据党派政治的逻辑,很容易将积累权力作为自身的目的。在党派政治的影响下,公共政策的真正价值是很难评估的,因为任何党派的倡议都会遭到其反对派的反对和阻挠。因此,巴哈伊寻求通过合作和协作而非党派制来为他们的社会做贡献,然而,巴哈伊同样尊重那些出于服务自己国家的真诚愿望,选择实现政治抱负或投身政治活动的有志之士。正如世界正义院就关于参与政治活动写下的这段话所说:

巴哈伊社团所采取的不参与此类活动的做法,并非是在表达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某种根本否定;事实上,人类正是通过政治事务来组织自己的……就此而言,(巴哈伊)视政府为维护一个社会的福祉和有序进步的体制。

在人类集体发展的这一阶段,政治是在全球舞台协调行动的主要手段。联合国是一个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政治体,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政治议程,受本国利益所激励。探索这一场域而不被卷入相互竞争的党派议程,的确是一个棘手的任务。但巴哈伊国际社团相信,有效而人道的治理体系对社会福祉至关重要,而它致力于学习多边机构如何以及通过哪些方式能够推进共善。

在不同的合作者之间建立思想上的团结是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另一个核心目标,但这与国际舞台上的也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联合国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基于通过共识来达成协议。实际上,这意味着最终协议往往代表了诸多可能的结果中最弱的那一个。成员国不是争取雄心勃勃或进步的政策措施,而是经常选择最低的共同标准作为保持共识和确保广泛支持的手段。这一状况可能会让那些致力于实现快速变革,或建立有利于诸如平等和正义的强有力的语言的人来说,可能是令人沮丧的。另一方面,植根于思想的团结而达成的结果往往比通过竞争性投票达成的决议更加有效,因后一种情况的危险在于政策的有效实施会被相互冲突的议程和优先事项所抑制。正如你能想见的那样,这可能导致实施进程被拖延,情况更加恶化。然而,为实现一个公正而繁荣的全球文明所作的努力将延伸到未来的好多个世纪,而在联合国的许多领域,真正的变革已经有目共睹。对女性割礼这一有害传统的抵制就是一个例子。割礼一度被合理化为文化的一个方面,现在却被很多国家明令禁止,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正在开展各种项目来确保彻底根除这一陋习。

在允许参与最大化以及自由讨论的空间中,思想上的团结更容易产生。然而,联合国论坛出现的往往是单向交流模式,例如成员国朗读事先准备好的文告,或者学者们用PPT做演示。为了扩展可以被纳入考虑的可能性的范畴,只要有可能且适当的时机,巴哈伊国际社团就会尽力提供更具有参与性的参与形式。比如说,在一个民间社会论坛上,参与者们在大会的两次主要会议上被分成小组进行讨论。第一次分组依据的是关注的主题范围,这样参会者们就能与其他应对类似问题的人分享经验、挑战以及学到的教训。第二次分组依据的是地理因素,这样那些来自同一地区或大洲的人就可以制定符合他们当地需要和条件的计划。相较于过去论坛采用的小组发言形式,这一方式是重大突破,而且看来也很受欢迎,组委会计划明年继续采用这种方式。

巴哈伊国际社团将基于原则的磋商视为达成有效行动所需的思想上的团结的最有效的方式。我在这里所说的“磋商”并不仅仅是指讨论和会谈,而是一个基于原则的决策过程,通过该过程共同努力探索相关情况隐含的现实——集体探寻真理与共同理解。在这一框架下,想法与建议并不属于任何个人或实体,它们的成败也并不取决于提出者或机构的地位或影响。相反,这些提议属于决策团队整体,该团队作为整体可以用任何有助于最大程度增益理解力和进步的方式来采纳、修改或是摒弃那些提议。在有的情形下,?这种磋商可能会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目标是形成一个共同决议。在另一些情形下,可能是用讨论的形式来引发思考和信息,以丰富共同的理解,但决定则由那些被授予正式权威的人来做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确保倾听到所有的声音以及参与最大化。而且,关键在于,这样的磋商明确地寻求强化将参与者团结在一起的纽带。以这样的方式,有效实施所需的共同承诺就能通过这个磋商过程本身而建立起来。

另一个构成指引巴哈伊国际社团工作框架的关键要素是知识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巴哈伊信仰认为,科学与宗教是理解和认识世界的两种相互关联并相互补充的手段。巴哈伊圣作明确表示,真正的宗教不可能与科学发现相悖。有一篇圣作说,“倘若我们说宗教与科学互相对立,那只能说明我们并不了解真正的科学或真正的宗教,因为二者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前提和结论上的,都必须经得起检验。”全球进步需要为数众多的人将科学工具广泛应用于他们所在社区的切实改善。同样,也需要大批人形成基于经验的知识与深刻见解,这些知识与见解是有着广泛基础的社会进步所必需的。

然而同样明确的是,仅仅靠科学无法保证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如果没有宗教,社会就缺少持续进步所必需的道德与伦理基础。当仅仅以狭隘的唯物主义术语来理解人性时,人类更高层次的属性——包括爱与谅解的能力、与他人融洽共事的能力、为他人福祉自愿牺牲的能力、献身服务的能力——很容易被忽略。当人类实在存在精神部分的可能性都被忽略不计时,人本身作为建设性变革的推动者的能力也同样会被遮蔽。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与大家分享一个例子,那就是 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形成过程。在起草这一议程的过程中,一个重要报告极其雄辩地谈到了人的重要性,以及人们的选择对建立更有可持续性的生活模式所做的努力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在这一报告的执行部分,有31个段落讲的是融资与资金,9个段落谈的是技术,只各有1个段落分别谈到志愿精神与文化。这似乎反映了一个范式,那就是尽管人在发展中的作用很重要,但资金、技术才是这个世界上实际做成工作的方式。作为回应,我们办公室形成一份声明,探讨了人的能力在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的驱动作用——结果促成了各种民间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丰富讨论。这可能说明了一个事实:参与社会探讨往往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反思其假设及发现相关问题。

与合作者共事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现在要谈谈巴哈伊国际社团与其他合作者合作的情况,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在进程与文化层面上为联合国做贡献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参与的一种方式是参加由联合国或其他民间社会组织所组织的活动。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空间,这给了我们更大的空间来形成经验以及纳入诸如参与、磋商及集体学习等原则。例如,我们办公室与另一个专注消除贫困的非政府组织合作,主办了一系列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及2030年议程的月度早餐会。这些会议始于两年多之前,在当时,很显然三个重要群体——成员国外交官、联合国机构的官员以及民间社会机构代表——很少有机会平等交流观点并探讨他们共同努力的复杂性。从那时起,这些会议已经将大量相关人士聚集在一起,现在会议的议题已经从议程的形成过渡到具体实施。

还有一个不那么正式的例子,几年前,我们办公室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会议,该委员会监督《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的实施。同可持续发展早餐会一样,这些聚会将各种行动者聚集在一起,寻求满足各方需求。正在接受如何准备公约实施情况报告培训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得以会见他们国家派驻联合国的政府代表。政府代表之所以参加会议,是因为这些会议为他们提供了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专家非正式接触的机会,而很快,他们将需要在这些专家面前发表自己国家的报告。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专家乐于参加这些会议,因为他们能借此机会会见公民社会成员。

我们办公室同时与其他组织在内容生成方面开展合作。当然,我们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声明与文件,针对巴哈伊社区自身分享见解与经验。但我们也代表委员会、网络或工作小组协助起草共识文件,这是为多种倡议做贡献的有效方式。举个例子,去年一场有关世界公民教育的全球会议在韩国举行,会议行动方案的一份初步草案包括一份分类清单,将人分为不同的群体——根据诸如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富、或出生等特征进行区分。这样的清单在联合国文件中十分常见,因为这是防止歧视的一项工具。但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清单能够包罗万象,因此当参会人员发现某项身份类别未包含在内时,会场气氛十分紧张。我们的一位代表是起草团队的成员之一,他认为如果持有如下理念可能会对会议进程有帮助,那就是我们的主要身份是人类,其它的区分都不过都是附属特征。顺着这一脉络进行的讨论导出了这样的表达,其认识到少数族群可能面对的歧视,但是注明该文件是有意识地决定不列出具体特征,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不可避免的总会有人被排除在外。

对于这一处理方式,起草委员会十分欣慰。然而,在会议参加者有机会提出反馈的市民大会中,出现了三个不同阵营。一方坚持采用联合国清单,因为在法律上,它被解释为代表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另一方希望包括一个清单,以确保某些类型的人实际上被排除在外。第三方则认同没有清单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关于这个问题及其它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钟。我也不多赘述细节,让我读一下最终获得采纳的语言表达。

[我们确认]秉着全球公民的精神,我们的主要身份是人类,无论在何种环境,所有人都“应当有渠道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从而使他们可以获得把握机遇与全面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我们确认]普遍参与的重要性。我们认识到,如果在文本中缺少一个特定群体或身份特征,就可能导致这个群体或身份特征被政策排除在外。因此我们做出有意识的决定,不强调任何特定的群体或身份,从而保证完全包括并平等对待所有人——尤其是那些特别脆弱并被边缘化的群体。如果不同的群体成员资格或身份被用来否定个人学习的权利或者将个体边缘化,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在教育中,就像在所有领域一样,非歧视的基础是且应当是我们共同的人性。[ 《庆州行动计划》“全球公民的全民教育: 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韩国庆州,2016年5月30日-6月1日。]

繁荣民族社会的必要条件

在接下来的探讨里,我首先指出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和平乃是巴哈伊国际社团的根本目标。在演讲的结尾,我将简单地探讨一下,巴哈伊认为对一个和平、繁荣与公正的民族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几个元素。

今天在各方面看到的动荡清晰表明,稳定对任何持久和平都是必不可少的。政府不得不应对的紧急事件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所有这些事件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不断加剧的权威危机。放眼世界,曾经将人们与他们的管理机构联结在一起的共同事业的纽带已经出现裂痕,公民个人与与他们管理者之间的信任每况愈下。一方面是对权威愈加轻视,另一方面则是专制的坚持,这揭示了个人与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多么令人不满。

与这样的现实截然相反,巴哈伊认为严格服从一个合法的政府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要因素。的确,对自己政府的服从是巴哈伊信仰一个明确的内容。巴哈欧拉写道,祂的追随者“无论在哪个国家,都须对该国政府忠诚、诚笃和真诚。”在另一处,巴哈伊圣作指出,“巴哈伊精神的实质是,为了建立更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环境,必须忠于政府的法律和原则”。这并不是说巴哈伊无从区分公正或专制的统治,或者说他们对于今日世界的政治进程十分天真。无论巴哈伊们身居何处,他们都孜孜不倦地维护公正的准则,毫不懈怠地解决那些针对他们自身或他人的各种不平等。但他们只会通过可得的合法手段来从事这些活动,避免一切形式的暴力抗议。正如世界正义院有一次写道,“实现高尚的目标不能不择手段。”

在各个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今日世界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是与日俱增的不平等——包括财富与收入上的不平等,还包括代表权、获得正义与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各个层面上的公共政策越来越需要专注于确保一个不断进步的全球文明的成果,被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个人与群体。同样重要的是,需要确保所有群体通过有意义的方式为文明进步做贡献的能力获得认可与接受——特别是那些可能被边缘化或忽视的人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参与必须同时成为所有发展工作的目标与运作原则。

在不平等、社会割裂以及类似顽症的深处,实际是关于人类究竟为何以及我们彼此如何相关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当代关于人性的许多观点是高度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国际协议常常反映了人类最崇高的渴望,体现为高尚的目标,例如建立和平、消除贫困或实现男女平等。然而,人类往往被描述为天性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质对抗好斗,无法实践我们崇尚的美德,而且好多这些说法还声称是有科学依据的。这种矛盾导致了在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得到的意志的瘫痪。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所渴望的世界,就需要拥有能建设那个世界的各种品质,诸如:诚实与值得信赖、谦卑与无私、宽悯与慷慨,那么也就将需要能培育出这样的品质的各种体系。。这些品质必须在个人层面潜移默化地塑造品格和性情。但是个人也必须配备好必要的工具,以将这样的品质注入社会结构以及许多思考和行为习惯之中,这些习惯构成了特定区域的文化。必须找到方法,来系统性地培育良好公民的态度、加强社会责任感,以及更概括地说就是增强个人道德品质。

在培养这些价值观的过程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经验表明,青年人——无论种族、国籍或物质水平——渴望将崇高的理想转化为现实,并立志为人类命运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然而,不同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不同的品格。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应当培养下一代养成怎样的态度、品质与技能。如果是为了赋能予越来越多的人来推动社会进步,教育就需要能帮助人们去深入地思考他们生命的目的和目标,他们才干的开发也应以此为导向。这将帮助他们识别并理解在他们周围塑造社会的各种力量。而这又会赋予他们采取建设性行动的能力、培养诸如道德领导力、基于原则的行为以及道德勇气等等品质。

结论

我希望,这个简短的演讲不仅使大家对巴哈伊国际社团所做的工作有一些深入了解,也对宗教在联合国的作用做一些深入思考。信仰问题在联合国并不总是完全受欢迎的。不幸的是,这并非没有道理。举个令人痛心的例子,狂热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打着宗教的旗号,有人因此得出结论,否定人类实在的灵性维度——或者至少将其从公共领域中排除出去——将对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挑战有所帮助。然而,与这一预想恰恰相反的是,否定公共领域中对宗教进行理性探讨的空间,因此造成的空白很可能被极端主义因素填补。与此类似,如果社会漠视或者无视这些历史悠久的信仰传统,那么将不得不疲于应对狭隘物质主义观内在固有的挑战——对囤积与攫取的欲望、对权力与地位的追逐、对自我满足与闲散舒适的关注。

这些现实似乎提醒我们,要关注学习宗教如何作为工具,来唤醒并培养每个灵魂中潜在的崇高品质。在这样的环境下,宗教社团逐渐蜕变为实践社团,在这里,灵性准则与教义经过深思熟虑后应用于社会生活,造福所有人类。在这些社团中,一个允许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并且保护与培育他们——的关于社会转变的进程就能被启动了。人类与生俱来对善与美的渴望被引导为切实可行的行为模式。正直与慷慨、高尚与同情的道德基础得以强化。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努力,学习体现人类大家庭根本一体的关系模式与相应的社会结构。

这是巴哈伊国际社团愿景的核心以及它理解宗教可以如何支持与鼓舞联合国值得称颂的努力。本着这一精神,我以这句巴哈欧拉的箴言作结:“以喜悦和荣光与世界各族的人们亲切交谊吧,这样,就能且将持续地在人们中促进团结和一致,而这又将有助于维持世界的秩序以及万邦的重构。”

讲座人简介:

巴尼·杜加尔是巴哈伊国际社团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她目前在安全理事会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组的指导委员会上任职。 作为驻联合国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共同体的活跃参与者,她还曾就任宗教或信仰自由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主席,妇女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主席,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全球论坛的主席。1988年搬迁到美国之前,她在印度的最高法院担任执业律师。她参加过很多高端活动,包括第59届妇女地位委员会(北京2015) 的联合国妇女代际对话日,世界经济论坛(2005,2015,2016),信任人权法国际跨宗教大会(海牙2008)以及纪念联合国有关宗教宽容和非歧视宣言的大会(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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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实是通向人民安宁与安全的至伟之门。每一事物的稳定都一直取决于并且确实取决于它。权力、地位与财富的所有领域都由它的光照亮

 

——巴哈欧拉

《巴哈欧拉书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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